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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可回忆冀中抗战往事

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。随后,聂荣臻同志率领的115师部分同志在太行山北部地区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。与此同时,卢沟桥事变后南退的东北军619团团长、共产党员吕正操,于冀中晋县小樵镇宣布成立人民自卫军,守土抗战。自此,冀中人民有了依托,广大农村爱国青年纷纷参加进来,成为了一支同冀中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队伍。   平型关大捷   1937年12月,吕正操同志率领部分人员来到冀西阜平同聂荣臻司令员会面。当年,我作为晋察冀军政学校的一名学员,曾在孙毅校长的率领下,在阜平县东门外欢迎过吕正操同志。从这时开始,我逐步感受到,在华北地区的对敌斗争中,冀中地区是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紧紧连结在一起的。   冀中,特指北平以南、天津以西、石家庄以北、保定周围的平原地区,而以平汉铁路与冀西相隔。冀西是山区,土地、人口有限,而机关、学校、后方单位多在冀西,所需粮食、布匹,则仰仗冀中平原地区供应。  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敌寇为控制其后方、掠夺人力物力,对我冀中地区施行摧毁性“扫荡”,使我根据地处于极困难境地。而冀中地区的军民则经历了最严酷的战争考验。   我开始了解冀中军民的斗争,始于日寇投降以后。1945年7月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。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遵照朱德总司令命令向敌占地城市进军。那时,国民党军队凭借陆空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北平、天津,而我八路军部队则攻占了伪蒙疆首府张家口,张家口成为我八路军收复的惟一一座中等城市。为抵御来自西线国民党军队的进犯,我曾随部队向西进军,在内蒙古草原活动近两个月。我跟随的晋察冀第37团,是由冀中几个县大队升级组成的,其成员大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冀中子弟。他们远离家乡,在荒凉的内蒙古作战,闲下来就谈些冀中的往事,以消解官兵共同的思乡情绪。   塞外回师途中一个阴雨的夜晚,团政治部主任李轩,特派员王宪周,干事乐田、田英,分区摄影干事袁克忠,他们都是1942年5月敌寇对冀中进行“大扫荡”的亲历者,他们的讲述使我如身临其境,感受到冀中五月雨后的泥泞,听到敌寇合围的马蹄声和机枪的咆哮,听到人们嘶哑的呼喊,感受到炮弹爆炸的气浪,闻到了火药味。听到突围出来的同志们悲痛述说,我似乎看到了同志们的尸体,感受到当年人们被迫埋起枪枝换上便衣以保存生命的屈辱……   那时,在敌寇的高压下,我正规部队暂时转移到山区。许多村庄修起了岗楼,驻进了鬼子和伪军。在敌寇胁迫下,村里成立了伪组织。抗日的人们为保存生命挖地洞藏身,一有情况就躲进阴暗潮湿的地洞。敌军为搜捕抗日人员,向洞子里浇水、施放毒气,逼得人们把洞挖深,挖出另外的洞口,形成邻居间互相支援的地道。地道发展演变,形成地下堡垒,在屋角、墙缝、牲口棚、碾盘下设计射击孔和观察点,可以打击敌人而不被察觉。党的活动又有了依托。同时通过进入伪组织的人员了解敌寇动向,使伪组织为我所用,形成特殊环境下的“两面政权”。一度动摇的党员重新坚定,甚至随着局面的好转又成为区、村领导人。由于我正规部队的回师反击和地道战的开展,加上房顶高墙间以云梯连接形成的“立体”战,使敌寇疲于应付,终因兵力不足而退守城区,敌岗楼一个个被端掉。正如白洋淀的民歌所唱的:“一九四三年,环境大改变,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,子弟兵们多勇敢!得儿隆冬松呀,子弟兵们多勇敢!……”   同志们的闲谈从“五一大扫荡”扯到当年冀中的社会现状。平、津、保地区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始发地,“七七事变”后返回家乡的青年学生,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,或加入到吕正操将军的“人民自卫军”中,加入到聂荣臻将军的八路军中。1939年贺龙将军率领八路军120师转战冀中,补充兵员,带走一批精英。依附日寇的治安军、各县的伪保安队招募兵卒,加上日寇大肆抓捕男劳力到“满洲国”作劳工,致使冀中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:算上子弟兵为一比三,不算子弟兵为一比六。据说有一个县的妇救会曾建议政府实行一夫二妻制,未获答复。男人当兵回不了家,女孩子长大了嫁不出去。“五一反扫荡”中,我们的战士被掩护他的老大娘留住:“落户了吧,把我家丫头嫁给你!”战士谢绝了大娘的好意,背起背包突围去了。留下的区村干部、游击小组成为姑娘们追求的对象,未成年的男孩子被许多人家提亲。因为有丈夫走了六七年没回来,也有妻子变得神经兮兮,见了八路军就问:“你们八路军有没有良心?还回家不回?”   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   的开始,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。   “五一大扫荡”曾使地区形势大变,没有了抗日政府,军人家属得不到照顾,有的老娘要饭,妻子改嫁,亲人受到欺凌。部队回来了,对正在恢复活动的区乡政府十分不满,见有的区乡干部以权谋私,成了小财主,娶了小老婆,视为敌人,有的营连干部竟率部队去包围区政府,造成军政对立。部队领导发觉后制止了此类行为,严肃处理了擅自行动的基层干部。这段历史时间不长,却深印在亲历者的记忆中。